“诱”出来的大学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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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度0票 浏览76次 时间:2019年6月04日 10:27
  ■陈开荣
  “诱”出来的大学梦
  阳春三月,百花争艳。一年一度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,正在有序进行。由于报考人数剧增,2019年复试阶段的竞争,尤为激烈。
  “你为啥要报考山西大学?”面试时,教授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。
  “我们家对山西大学,有着特殊情结。我爷爷就是恢复高考那一年,考到贵校的……”长孙从容答道。
  正如长孙所言,我是1977年考到山西大学中文系的,可他有所不知,他爷爷当年圆的那个大学梦,竟然是被人“诱”出来的。他更不知道,为了圆那个被“诱”出来的大学梦,他爷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十四个冬夏与春秋。
  “诱”梦
  1955年,我刚7岁,便跟着堂兄进入学堂,成为同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。
  我的家乡夏县陈乔村,位于中条山下运茅公路两边的平原上,是块盛产粮棉的风水宝地。1956年夏天,一场暴雨过后,山洪暴发。姚暹渠在上游小吕村段决口,洪水便倾泻而下,直接灌进我们那富饶的村庄。为防止水灾,村里第二年在村北修了条护村埝。那时,我刚升入三年级,和几个同学住在学校戏台上的阁楼里。晚上,为看热闹,同学开门后便顺着大门楅往上爬,刚爬到台口向台上跨出时,下面扶门的同学猛然撒手,致使大门滑离戏台,我一脚蹬空摔了下来,右臂严重骨折。在伤筋动骨一百天的治疗过程中,难忍的疼痛,使自己不得不反复思谋着:今后的路,到底应该怎么走?
  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。”偶尔从同学那里听到这句名言,对其中奥妙虽不甚了了,但由此却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:那就是好好学习。下定了这个决心,从小学到完小,由完小到初中,自己一路遇到的都是“绿灯”。
  “开荣,你家里困难,我看你还是报榆次经纬纺织学校,早点就业为好。”1964年,夏县中学毕业时,郝志义老师向我建议。他曾在本村教过学,既是我的启蒙老师,又和家父关系甚好。有鉴于此,我毫不犹豫地把该校报成第一志愿。
  那时在夏县中学45班,我既是生活委员,又是数学课代表,字写得还可以,毕业时的政治复习提纲,就是由我用蜡纸刻写的,深受班主任郭化龙老师的信任。在毕业前对考生政审时,他特意让我帮忙,把拟好的操行评语,分别誊到各自的志愿表上。郭老师毕业于山西大学化学系,英俊潇洒,工作深受领导赏识。也许是想为学校招点好学生,或许是见我志愿报得低了点,闲谈时便动员我报考夏县中学,并且还向我打了“包票”:“不管考坏考好,学校保证录取你。”
  于是乎,我就跑到教导处,要了一张志愿表,把夏县中学改为第一志愿。可刚改完志愿,我突然意识到:考高中,不就是为了三年之后考大学吗?郭老师的一句建议,竟使我突然萌生出不曾有过的大学梦。为了将来能考个好大学,我何不报考全省有名的康杰中学?
  惊 梦
  经过中考,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康杰中学的录取通知书,心里甭提有多高兴。可一回到家里,看到的却是父母的满面愁容。
  “咱家娃们多,老是短款户,你再上学,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。书,咱就不念了。”话虽不多,却落地有声,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,竟让我无言以对。
  人常说,知父莫若子。作为长子,我深知父母这辈子命运多舛,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与困苦。
  我们家原本还是个比较殷实的富裕之家,祖辈和父辈均以务农为生。但当日寇的铁蹄踏来之时,家里就遭到了灭顶之灾。先是祖父被日寇的流弹打死,家里顶梁柱突然倒塌,叔父万般无奈给老舅家当了养子;后又是伯父在数九寒天,被日寇抓到中条深山去支差,冻饿交加,不幸得了“痨病”,过早地撒手人寰。少年丧父,弟跳“门槛”,兄病早逝,一家的生活重担,就全压到了尚未成年的父亲肩上。
  到了“三年困难”时期,地下水位急剧上升,房屋严重倒塌,全村要往运茅路南搬迁。那时,伯父已谢世多年,家里的十几间房屋,全靠父母操劳搬迁。我曾清楚地记得,晚上请人打院墙,家里只能用玉米糊糊来招待。
  那时,父亲年龄不大,经历的分家次数却不少。由于祖父早亡,土改后与伯祖父分家时,吃个大“哑巴亏”。房屋搬迁后,与伯母分家时,对家里的八间上房和内产,只能拱手相让,留给自己的,只能是七间烂草房。这样三分两分,家里便成了一贫如洗的空架架。
  想到这些,自己实在没有勇气乞求父母开恩。可一想到回农村务农,又不寒而栗。一是右臂骨折的影响。右臂骨折后,尽管经过治疗已经痊愈,且无伤大雅,却从此被人们视为“坏坏胳膊”。别说在村里难以挣到强壮劳力的“好汉分”,就连自己订婚时,也有人以此来说事,想把婚事搅黄,所以我与妻子见面时,不得不听从媒人安排,极不情愿地把胳膊往上拃了拃。二是“误斗户”帽子的压力。在我的记忆里,家里系上中农成分,属于团结对象,可在毕业时,村里给学校却证明我家属于“误斗户”。班主任尽管对我很信任,也不敢把自己的推荐录取等级,贸然定到绝密级(当时推荐录取等级分为绝密、机密、一般和限制录取四个等级)。有了这顶帽子,回到农村,在政治上能有出头之日吗?
  向父母开口,于心不忍;回农村务农,于心不甘。刚被“诱”出来的大学梦,眼看就要破灭了。
  续 梦
  村里整体搬迁后,离舅家所在的双庙村仅有一畛之遥。而我家位于去双庙村的小路边,一出门,就是双庙村的庄稼地,一眼就能看到舅家所在的双庙村。离舅家这么近,可我,只能是望而却步。
  母亲在舅家是个既无兄弟又无姐妹的孤女。由于人少家小,耿直勤快的外祖父把家里经营得有样有行。母亲出嫁后,外祖父便给自己寻了个养子,宠爱有加,惯得不得了。他老人家去世后,家里就由舅父支撑门面。舅父名曰常水胜,到部队当过兵,复员后当过村里民兵连长。经过部队锻炼,他特别能吃苦耐劳,为养家糊口,他曾和妗妗长年累月在砖瓦窑做砖瓦,每年都能有不菲收入。只可惜由于外祖父的娇惯,他自幼养成了爱玩好赌的坏毛病,每到年关,一上赌场,就把一年的血汗钱输个精光,弄得妗妗曾几次想自尽。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舅舅,一个赌博成瘾的舅舅,一个仅比我大八岁的舅舅,在这紧要三关时,能帮我如解倒悬吗?
  离开学之日越来越近了,自己仍一筹莫展。求助无门,又无所事事,自己只好携着草篓,拿着镰刀,到门口的棉花地里寻猪草,借以打发忧郁时光。
  也许是苍天有眼,就在这天下午,就在这双庙村的棉花地里,我意外地碰见了多时不见的舅舅。他刚从砖瓦窑收工路过这里,准备回家休息。
  “舅舅——”尽管心里愁云密布,可见舅舅迎面走来,我便强打精神问了句。
  由于年龄差别不大,自己又是“头套”外甥,甥舅平时见面,总显得比较亲热。可这次,舅舅却粗中有细,明显感到我“不甚喜欢”,便停住脚步,关切地问道:“学校考上了么?”
  “考上了,可家里供不起,不让上了。”我没精打采地答道。
  “学校什么时候开学?”
  “8月24号,也就是大后天。”
  “你回家啥也别说,后天上午,你就在家等我,吃完早饭,我就过来了。”他稍一沉思,便向我吩咐道。
  那天上午,刚吃过早饭,舅舅就骑着自行车赶过来了。与父母寒暄几句,便进入主题,好言相劝,让父母给我放行。见母亲实在说不通,舅舅拉下脸来,厉声向父母表明态度:“姐,你今天说啥也得让娃走!”
  说着,便挤到炕上,拉了条被子就往外走。母亲见实在挡不住,便掉着眼泪,从隔壁房里取出我在学校用过的铺盖,无可奈何地交给舅舅。人常说,娘亲舅大,那一天我真正见识了娘家舅的厉害。
  村里距运城四十里路,为赶时间,舅舅捆好铺盖,带着我一口气赶到学校,又主动掏出十块钱,帮我办完入学手续。
  追 梦
  “中条苍苍,黄河泱泱,我校诞生在解放的战场……”以烈士命名的康杰中学,气派就是与众不同。刚踏入校门,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导处门前的大黑板上,工工整整写着当年考入北大、清华考生的尊姓大名,那就像无声的动员令,激励着新生们从入学之日起,就树立起远大的奋斗目标。
  入学后,我被编入七十七班,担任数学课代表。从新生登记花名册上,我看到自己的入学成绩,四门课平均93分,与团支部书记张登州在全班并列第一。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尚恒元老师,他曾在兰州大学投笔从戎,参加解放大西北战争,后又随部队跨过鸭绿江,经受了抗美援朝战火的严峻考验,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深造,毕业后在康杰中学任教多年。教代数和立体几何的,分别是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名的谢克昌老师和王俊堂老师。令人向往的康杰中学,简直是名师荟萃之地。
  入学报到没几天,父亲就骑着自行车,给我送来一个新做的白茬木板箱。年轻时他到运城卖菜,老是肩挑步蹁,后来虽学会了骑车,却很不熟练。那次来运,为避汽车,不慎滑倒,额头蹭破了。看到父亲额头伤口渗出的汗血,我眼里不由得噙满了热泪,由此更是下定决心,决不能让父母的心血白费。
  升入高二不久,学校计划学习北京景山和上海育才中学经验,准备在高二抽调10名学生,进行跳级实验,具体由王俊堂老师负责组织。
  “你愿意参加跳级实验吗?”王老师笑眯眯地征求我的意见。
  “愿意!”能被老师选中,当然是件幸事,我毫不犹豫痛快回答。
  根据学校安排,1966年刚过春节,我们这10名同学就来到学校,在有关老师辅导下,半月学完高二后半年课程。寒假开学,分别编入高三66和67两个班,一方面随高三上课,一方面在课后补学高三前半年课程。要在半年学完一年半的课程,任务的确繁重。为提高效率,一旦累了,便和同班跳级的张希玉一起,到篮球场上斗会“牛”,出几身臭汗。值得庆幸的是,在高三,竟遇到了特级教师张保安老师。他说话虽不甚利索,可教平面解析几何,每堂课只讲25分钟,但到下课时,我们也能和高三同学一起,把布置的作业做完。
  时间过得可真快,不知不觉,为期半年的跳级实验,很快就以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而圆满结束。紧接着,就和高三同学一起,投入紧张的复习阶段,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。眼看着那个被“诱”出来的大学梦,就要提前一年实现,心里甭提有多高兴。
  幽 梦
  但天有不测风云,没想到,自己紧赶慢赶,偏偏赶上了那场“大革命”,遇上了国家对高考突然亮起的“红灯”。
  到了1967年,全国高考,仍然是“红灯”高悬。
  到了1968年,国家则一声令下,高二、高三学生全部离校,返乡务农。望眼欲穿的高考,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
  那年7月1日,当自己背着铺盖回到农村的时候,心里头五味杂陈,真不知是个啥滋味。如果当初报了纺校,现在早已毕业,既能领上工资,自食其力,又能跻身于工人阶级行列,政治上不再受人歧视。可现在,却要成为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地地道道的农民,再后悔也无济于事了。
  大学上不成,年龄又不等人。父母便抓紧张罗,给我完了婚,算是尽了他们的责任与义务。那个被“诱”出来的大学梦,虽然成了飘然而逝的过眼烟云,可细细想来,几年的高中也算没白上。由于在学校吹过几年小号,略通点简谱知识,便被村里吸收为文艺宣传队队员。村里小学升格为七年制,六七年级数学没人带,村里就让我进学校当起了民办教师。后来在1971年,村里搞“三运”,让学校教员为村里新班子成员写批判稿。没想到批判会后,我这个数学教员写的那份批判稿,竟得到工作队和前来蹲点的公社党委李希忠书记的赏识。李是县委有名的笔杆子,对会写点材料的年轻人,自然是情有独钟。批判会后,公社领导不仅让我去公社工作,还发了张县里的招干登记表。这可是喜从天降。虽然最终有人暗中作梗,搅黄了招干之事,但自己总算是脱离了那块被人歧视与嫉妒的是非之地。
  公社领导的视野,显然是要开阔得多。经过他们悉心关照和精心培养,1973年,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;1975年,又被县里招收为第一批补贴制干部(即每月在村里记25个工,县里补贴25块钱),并于同年9月,被调到县委通讯组工作。
  从农村到公社,再到县委机关,自己在工作上还算是一帆风顺,但也时常遇到工作能力与工作任务不很适应的矛盾。在学校,自己侧重的是数理化学习,对学习语文和历史地理,可以说是“放羊拾柴——捎带”,基本功还不很扎实,对于所从事的工作,往往有力不从心之感。特别是和那些才华横溢的大学生一起工作,总感到有点自惭形秽,技不如人。到高校深造的愿望,就也日渐强烈起来。当年那个被“诱”出来的大学梦,总是像“幽灵”似的,不时在脑海中闪现。
  圆 梦
  1977年,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,这个好消息就像一声春雷,把自己从十几年的幽梦中震醒。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,自己不免激情燃烧,不免跃跃欲试,不免产生到考场上一展身手的冲动。可一想到家里的经济状况,又不免在心里打起“退堂鼓”。
  返乡务农后不久,我便结了婚,又生了两个孩子,这无形中给家里增添了负担,使得家里经济状况一直没多大起色。1975年,父母与我分开来过。尽管自己有多么不情愿,可父命难违,只好回家听命。
  那时,祖母尚健在,弟弟未成家,家里仅有的7间烂房屋,给老人留3间,为弟弟拨了3间,分给我的,只能有那么一间。面对父母和说话人,我含着热泪,动情地表明态度:“父母供我上了一回学,我却功不成,名不就,给家里没作出什么贡献。现在父母要分家,只要能让父母生活过得去,那就等于我把父母孝敬了。给我分多分少,我都没意见。如果父母心里实在过不去,那就把井台边那几棵杨树给我就行了。”
  农村人常说,“好家怕三分”,又说“分家三年穷”。与父母分家后,我与妻在西南墙角用烂椽头和油毡,搭了间烂伙房,妻与两个孩子就在那里勉强度日。说来也让人见笑,由于紧靠村边,院墙外就是双庙村的水渠,浇得院里的榆树苗一个劲往上长。摄影师慕名而来,一看到院里六间基地上只有一间房,树虽好,房太少,反映不出新农村的新面貌,便扫兴而归。家里就是这么个烂摊摊,我考上走了,她娘们几个在家可咋过哩?
  “家里有我顶着哩,你不用操心。你上一回学,好不容易等来了高考,就千万不要犹豫,错过机会,你放心去考吧!”在家里,妻子秦秀英见我犹豫不定,就劝我要珍惜机会。我走后,怕我思想再动摇,她又在大雪天骑车赶到县委,送来一颗“定心丸”,叮咛我一定要拿定主意,放心上考场。
  “宁紧一阵子,不悔一辈子!”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也这样鼓励我。
  那时,县委机关正在白沙河水库下游修“五七”防渗渠,有关领导不准假,我便在晚上加班复习。为复习方便,理教科领导曾主动腾出自己办公室,供我复习之用。当过多年数学课代表,在村里教过六七年级数学,后又在公社、县委通讯组工作多年,数学、语文多少还有点基本功,上考场的底气还比较足。尽管如此,自己仍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与松懈。晚上复习累了,就做做下蹲运动,调剂调剂脑子。到了高考之前,从夏中老师处借来的历年高考试题,自己基本上都能做下来。
  开考那几天,语文、政治、史地考试顺利过关,到了最后一节数学科,打开试卷一看,心里不禁一乐,有道题竟然是让证明梯形中位线,等于上下底和的一半。这不是自己教过的六年级课本上的例题么?
  那年高考,评卷登分后不公布成绩。教改组老师欣喜地告诉我,说我高考分数等级为A,志愿让大胆去报。到录取时,档案先投北京大学,校方因“额满”退档,但最终被第二志愿山西大学中文系录取。入学后,有位同学告诉我,说她看到新生登记表,我的入学成绩平均分为84,在班里名列第三。
  忆 梦
  己亥之岁,是共和国70华诞的大庆之年,也是我们这个小家值得庆贺的一年。经过复试,长孙已被山西大学录取。
  “爷,咱们快成山大校友了!”喜讯传来,孙子不禁喜形于色,竟像孩提时代那样手舞足蹈了好一阵子。
  金榜题名,本是人生一大喜事, 家里首次出了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,爷孙将成为山大校友,当然是喜上加喜。在这喜庆之日,回顾自己的圆梦历程,浓烈的感恩之心,便油然而生,且又与日俱增。父母的辛苦养育之恩,舅父的慷慨援助之恩,妻子的鼎力支持之恩,亲友的热情关爱之恩,自己都将没齿难忘,定当继续涌泉相报。与此同时,我深切感受到,更应当感谢的,则是党和国家70年来厚重的哺育之恩。
  首先是党和国家为我们创造了赖以生存的和平环境。“经过寒冬的人,才知太阳的温暖。”新中国建立后,饱经风霜的老祖母,曾由衷感叹道:现在“再不担惊受怕了!”70年来,尽管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,可伟大祖国却用自己有力的臂膀,佑护着自己子民都能像老祖母那样,“再不担惊受怕”了,尽情享受着太平盛世。想想祖辈和父辈解放前的悲惨遭遇,自己深切感到,正是有了这种难能可贵的和平环境,自己和儿孙们才能安心求学,相继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。
  其次是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升学深造大好机会。“一九七七,我们和祖国的命运一起改变。”在山西大学图书馆前的纪念碑上,山西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的肺腑之言,道出了莘莘学子对恢复高考制度的感恩之情。对我和家庭而言,高考制度的恢复,不仅使自己有了难能可贵的深造机会,而更重要的,就是通过自己的高考,在家里为儿孙们树立起发愤图强的榜样,和自强不息的标杆,促使他们都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,使得全家同祖国命运一起,不断得到改变。
  再次是党和国家曾长期给自己求学提供的资金扶助。从1961年升入初中,到三年后升入高中,根据国家规定,自己不仅把粮户关系转到学校,每月还能享受三四块钱的助学金。到了大学,每月助学金则达到19元,完全可以解决吃饭之费用。如果没有党和国家长达11年的资助,身为农家子弟,要想完成学业,那恐怕是比登天还要难。
  不知不觉,自己今年已七十有一了,亲身经历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,到富起来、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,回顾七十年来的成长过程,抚今追昔,我不由得就想起那首红歌《没有强大的祖国,哪有幸福的家》。但愿儿孙们都能牢记党和祖国的似海恩情,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途上,用奋发有为的实际行动,深情唱响、唱好主旋律《我的中国心》!
(编辑:张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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